7月25日上午9-12点,在浙江大学海外华人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金进研究员的主持下,本次暑期学校的的第一个环节——十五场英文学术演讲——正式开幕,由美国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宋伟杰教授开启,讲座主题为“环境性与意识形生态:物象、讲故事和中国生态写作” (environmentality and ide(c)ology : objects , storytelling, and chinese ecowriting)。在讲座中,宋伟杰教授首先引入介绍“环境性”(environmentality) 、“意识形生态”(ide(c)ology )、“生态写作” (ecowriting)、“讲故事/叙事”(storytelling)、“环境物”(environmental objects)等生态批评术语,并探讨了现当代中国的森林砍伐和植树造林、污染和净化、荒地和生态系统的意识形生态叙事和多媒体展览的范围、规模和方法。从文学想象到艺术表达,从现实主义观察到现代主义表现和环保主义阐释,旨在说明植物书写和人与植物的关系。
25日下午3-6点,牛津大学东方研究所陈靝沅教授主讲的题目是“a texual and digital approach to late imperial chinese court drama”,以明清宫廷戏曲为主要研究对象,陈教授指出,现存明清宫廷戏曲文本研究面临着片段性、割裂性与封闭性的挑战,从而他提出一种结合了数位人文与远近阅读来将文本进行重新连接(re-link)的构想。面对浩大驳杂的宫廷戏曲文本,陈教授向大家介绍了其团队正在进行的研究项目“textcourt”数据库,该数据库通过将戏曲剧本转化为用ocr/tel标记的数字文本,从而实现戏曲文本之间词句等内部连接,文本人物与场合、世界与物质文化等外部连接,以及不同国家收藏文本的跨文化连接。面对资料库的构建可能存在的问题,如平行文本,陈教授也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
25日晚上7-10点,南洋理工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陈志锐教授的演讲题目是“an introduction to 50 years of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since independence(1965-2015)”。在讲座中,陈志锐教授向同学们介绍了新华文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以及在此过程中,中国文学对新加坡华文文学发展的影响。1919年 “五四运动”等重大的文学事件深深地影响了早期新加坡华文文学的发展。不少流寓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中国作家或为人师,或担任报刊编辑,这一批著名中国作家的流入为新马的文学场域注入了中国文学的一道支流,后来这个文学流脉被称为“马华文学”。受爱国主义情怀的感召,不少在地的华文作家如黄孟文、王润华、张挥、牧羚奴、英培安等写下了不少爱国主义作品。在第一代新华作家的影响下,大量新华文学作品在1965-1977年间发表,新华文学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了健康的发展。不少文学团体如雨后春笋般的发展也壮大了新华文学的队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加坡作家协会和新加坡文艺研究会,此外,《青年园地》《晨星》等文学杂志、文艺副刊的诞生也极大地推动了新华文学的发展。
7月26日上午9-12点,美国罗格斯大学亚洲语言文化系王晓珏教授带来的演讲题目是“银幕与竹帘:冷战初期的张爱玲”(the silver screen and the bamboo curtain: eileen chang in the early cold war era)。王晓珏教授以张爱玲冷战初期作品中体现的美学性和策略性来探讨作家、艺术家们如何运用一些策略来跨越意识形态上的界限。王晓珏教授提到了张爱玲这一时期的两部文学作品《借银灯》《年华风格的<太平春>》和吴永刚的《辽远的乡村》(a remote village)、桑弧的《太平春》(peaceful spring)之间的互文关系。王晓珏教授认为,张爱玲既不是一个文化上的冷战主义者,也并非一个超越政治的艺术家。她向我们展示了张爱玲在中美两种对立的文化体系下的复杂纠缠。
26日下午3-6点,陈靝沅教授的主讲题目是“how to read chinese court plays: a case study from zhejiang”。本次演讲为延续其7月25日演讲理论框架下的实例研究。陈教授认为宫廷戏曲文本往往被看(watched)和被表演(performed),而不被阅读(read)。此外,宫廷戏曲有着不同于传统民间戏曲的美学模式与表现形式。因此,如何阅读宫廷戏曲文本,尤其是地方宫廷戏曲文本,是一个重要的话题。陈教授以1780年乾隆皇帝第5次南巡背景下,书法家王文治创作的9部宫廷戏为例,通过分析其作者身份、作品结构、版本收录差异及历史、地理背景等因素,论证并提出了其阅读宫廷戏曲的方法。
26日晚上7-10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涂航教授的演讲题目为“the pathos of the sinophone left:chen yingzhen and wang anyi”,他从审美的、情感的、政治的维度讨论了中国当代文学中的左翼的忧思,并且重点关注了陈映真(1937-2016)和王安忆(1954-)之间文学上的、知识分子间的交流,以此来阐释海峡两岸中国作家的理想主义写作方式。
7月27日上午9-12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许齐雄教授的主讲题目是“元代的北方道学:以安熙(1270-1311)为研究案例”(daoxue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a case study of an xi (1270-1311))。在前现代中国,传播道学或理学的主要途径有两种,即国家教育系统,或私人教育与人际网络。传统学术认为,在中华帝国晚期,华北对国家教育制度的依赖更为突出,而华南则以民办为主。然而,元代道学传统的这种鲜明的南北差异是否也是如此?讲座中,许齐雄教授通过研究道学的继承者与传播者安熙以及他的家族,论证了元朝时期道学大师的民间知识活动在北方也有影响。
27日下午2-5点,杜克大学东亚系罗鹏教授(carlos rojas)的演讲题目为“群岛视野中的全球华语文学创作”(from island to island: an archipelagic perspective on 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罗鹏教授指出以岛屿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的切入点已经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兴趣。他尝试从岛屿的视角出发来重新反思中国文学、华语文学的范围,以及世界文学与其他地区的关系。最后,罗鹏教授将目光聚焦于岛屿国家新加坡,指出“沙惹哈岛”因当地填海造陆而消失。他选取新加坡艺术家林育荣的“海况”系列作品为例,从摄像、海域地图、数码印刷等多种媒介来审视新加坡填海造陆工程,探讨了新加坡与海洋之间的关系。
27日晚上7-10点,陈志锐教授的演讲题目为“bridging borders: on the multilingual and multicultural aspects of singapore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陈志锐教授以上世纪不同文类的作品为例,来表明新加坡华文作品中受到了各方多语言多文化的影响。在早期(19世纪末到1950年代)阶段,这种影响主要来自于一种理解不同民族语言和文化的渴望,当然,也受到了翻译的影响。而1950-2000年间,在内容、形式和语言上,多语言、多文化的背景则更深刻地影响了新加坡文学的发展。多元文化与多种语言不仅造就了不断变化的景观,也使新华文学在不断变迁中获得新的发展。
7月28日上午9-12点,许齐雄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在谱系中建立权威:李光地(1642-1718)如何塑造礼仪和知识传统”(establishing authority within lineage: how ritual propriety and intellectual tradition were shaped by li guangdi(1642-1718))。演讲中许齐雄教授首先澄清有关封建、郡县、宗法、世禄等相关问题,并且提出了问题:是什么启发了他的后代提出不完全符合古典文献中规定的仪式惯例的改变?它仅仅是对社会变化的一种反应,还是被隐藏的议程所影响?许教授指出,康熙时期来自福建的主要政治家和新儒家大师李光地提出的仪式改革的主要原因,如何巧妙地与指导一部看似无关的作品的构成相同。虽然在学习上的宗法改革和家史建构看似无关,但深入分析会发现,同一历史的深入分析会发现,同一历史背景激发了这两者:一个分支的兴起,以及建立社会权威和知识权威的需要和手段。
28号下午2-4点,罗鹏教授的演讲题目是“幽灵写作:后人类想象与当代香港文学”(ghost writing: posthuman imaginaries and contemporary hong kong literature)。罗鹏教授首先回顾了2018年在港科大“华语科幻”会议上骆以军的发言,骆强调自己的创作收到了董启章作品的启发,并结合各种人工智能领域的假设测试与展望,讨论了大脑意识移植的可能性。基于此,罗鹏教授考虑了香港作家董启章的两部小说作品中探讨类似问题的方式。最后,罗鹏教授引入弗兰克·克默德(frank kermode)、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ens)的理论和创作对《爱妻》中的爱情主题进行了互文性解读。
29日上午9-12点,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苏瑞隆教授带来题为“‘赋’领域的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ology for the field of fu(rhapsody))”的讲座。他从“什么是汉学(sinology)”和“为什么西方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及历史”的问题开始,介绍了西方汉学的研究起源、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介绍了欧美赋学发展的三个发展阶段,梳理了欧美赋学研究的160余年历史。西方汉学家通过研究汉学以获得国际视野,通过重读中国文学史,发现新的问题或现象,并提供解决方案或解释;对文本辨别真伪、提出新的解释。苏瑞隆教授还介绍了其中重要的研究者:早期汉学家都有掌握多语言的传统,19世纪主要的汉学家学识广博、不拘泥于一方天地;20世纪汉学家著述颇丰,尤其重点介绍了21世纪欧美赋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康达维(david r.knechtges)教授的学术研究。
29日下午2-5点,苏瑞隆教授继续担任主讲,展开了“作为六朝诗人鲍照(414?-466)研究的三个方面”(three perspectives on the study of bao zhao(414?-466)as a six dynasties poet)的主题讲演。苏瑞隆教授从基本的作家研究出发,分别就鲍照的生平、皇家赞助与鲍照诗歌、如何评价鲍照的成就等三个方面对鲍照进行了阐述。通过对鲍照诗歌的细致考察与研究,苏瑞隆教授向我们展示了鲍照的生平,包括鲍照的家庭、爱好、生理疾病等;与此同时,苏瑞隆教授从西方文学赞助情况出发,指出皇家的赞助对鲍照及其乐府诗带来的重大影响;此外,通过主要参引《诗品》与《南齐书文学传论》对鲍照诗歌的评述,也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
31日上午9-12点是现代文学与世界文学专场,由浙江大学文学院盘剑和金进教授负责点评。哈佛大学东亚系博士生陈济舟的主题演讲是“我们为什么要研究灾难叙事?:一次在文学和人类学之间的方法尝试”,从宏观视野指出人们对于灾难叙事和文化的关注发于人本主义的关怀和对人类文明共同体续绝存亡的忧患之思。剑桥大学博士生周德成分享了“boxed and out of box:singapore poetics with singapore as method”,他从数字和字母互相转换和阅读理解的案例出发,重新讨论了诗歌、华文、汉语,中国性以及华语语系等概念,从而反思“新加坡文学”如何定位的问题。哈佛大学博士生曲洋的发言题目是“‘哪些文学, 谁的世界?’:在跨亚洲视角下反思世界文学”,主要回顾了“世界文学”研究领域的起源与发展, 并着重介绍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及其论述;其次尝试在跨亚洲视角下重新思考“世界文学”这一概念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尝试对“比较/世界文学”研究中常被诟病的欧洲中心论 (eurocentrism) 以及博而不精 (dilettantism) 等问题进行回应。芝加哥大学博士生何彦霄的发言题目是“seleucid entertainment, the western sea people, and popular performers in the long hellenistic east”,通过详尽的考据和梳理,古罗马背景下的表演现象学进行研究和分析。北京大学博士生程格格“平民立场与转型中国——作为现实主义史诗剧的《人世间》”,通过关注作品对历史经验的选择性书写,背后的情感结构,与作为主旋律家庭伦理剧的价值导向,她认为《人世间》提供了一种变局时代的“文化治疗”与文艺作品的“替代性满足”。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熊静娴的发言题目是“方言写作与时代‘异声’:浅议《山乡巨变》中的语言”,将《山乡巨变》的创作纳入方言与国语/普通话缠绕发展的历史脉络中考察,运用史料与文本互相结合论证的方法,试图对《山乡巨变》背后的创作逻辑和周立波运用方言写作的策略进行解读。厦门大学博士生岑园园的发言题目是“南洋话语与地球村神话——生态批评视角下的王润华诗歌解读”,分析王润华诗歌中所表达的自然亲和态度,以及批判现代科技对自然的祛寐及现代工业文明对自然的破坏,呼吁人类重视保护自然生态,重新体会自然之美。浙江大学博士生朱钰婷的发言题目是“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题材的中国科幻创作研究”,梳理了90年代以来气候变化题材的中国科幻小说显示出多元化格局和极富生命力的创作新态势。浙江大学博士生杨城的发言题目是“新时代城市话语中的考试隐喻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