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专论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

原标题：史学专论 || 孙宏云：威尔逊的政治学著作《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



【学者简介】孙宏云，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研究方向学科史、中国近现代政治人物与政治思想史、中日关系史，著有《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1926——1937）》、《先因后创与不破不立——近代中国学术流派研究》（合著）等，并在《历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几十篇。

沃勒斯坦、狭间直树和山室信一等学者的理论思考及其相关研究提示我们需要从一些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范围来探讨19 世纪发源于欧美的社会科学的知识范式，是如何与欧美势力在世界扩张的同时发展与扩散，进而规训了非欧美国家的学术体制乃至塑造着新的政治传统。这显然是极其庞大的研究工程，作为这项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有必要对源自西方国家的知识文本在其他地区的翻译和传播情况进行系统的调查和整理。本文聚焦于美国政治学家威尔逊（woodrow wilson，1856—1924）的政治学名作the state：elements of historical and practical politics（可译作《国家的历史和实际》，以下简称《国家》），调查其在近代中日两国的翻译情况，除了考证和介绍各种译本信息，也对译者身份和翻译动机加以分析，借此勾勒威尔逊的《国家》在近代东亚的翻译史，并期待将来有可能进一步展开各文本内容、译语和翻译策略的比较研究，以及译本的阅读和传播史，进而讨论其政治学知识对于近代东亚的政治变革和国制塑造的影响。

一、威尔逊其人及其政治学著作《国家》

伍德罗·威尔逊1856年12月生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斯汤顿镇（staunton）。16岁进入北卡罗来纳州戴维森学院（davidson college），后因病辍学。1875 至1879 年在普林斯顿大学学习文学和政治学。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进入弗吉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virginia）法学院学习法律，但一年后即因健康原因不得不退学。1882年同友人合伙在亚特兰大开设了律师事务所，由于业务不佳而于次年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所学习历史和政治学，1886年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先后于1885—1888 年、1888－1890年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玛尔女子学院（bryn mawr college）和康涅狄格州的威斯里安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讲授历史和政治等课程。1890年受聘普林斯顿大学，担任法学和政治经济学教授，并于1902—1910年出任校长。曾担任美国政治学会会长（1909－1910年）。1910年当选新泽西州州长。1912年当选美国第28任总统，1916年成功连任。1924年病逝于华盛顿。



（威尔逊）

威尔逊在登上政治舞台以前，有着二十多年在大学的教学与研究经历，著述丰富，包括《联邦议会政治》（congressional government，1885）、《国家》（the state，1889）、《美国人民史》（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1902）、《美国立宪政治》（constitutional govern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1908）等，是颇负盛名的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并被视作美国“新政治学”（new politics）的先驱者之一。

美国政治学在1900 年之前，由于受到欧洲学术的影响，先后经历了先验的、演绎的和历史的、比较的两个发展阶段。之后随着美国工业化、城市化和专业化的发展，其他新兴学科特别是社会学的影响冲淡了人们对于历史研究的兴趣，加上美国国民的孤立主义情绪以及实用主义的精神，还有以文官制度为中心的行政改革的影响，使政治学趋于关注美国现状，重视宪法、美国政府和市政学，历史的、比较的研究方法迅速衰落，而趋向观察、调查与测量，心理学与统计学的方法也开始出现。

在美国政治学史上，威尔逊的政治学大概可以定位于第二阶段，即主要表现为对政治现象进行历史的和比较的研究，同时也主张和推动政治学向第三阶段即行为主义政治学的方向发展。1966年9 月，阿尔蒙德（gabtiel a. almond）在美国政治学年会上所作的会长演说中谈到提倡“新政治学”的先驱者威尔逊等人的学术思想特征：“在19 世纪后期，随着在学院里的专业化政治学的发展，对理论的有效性产生了怀疑。伍德鲁·威尔逊、a·劳伦斯·洛厄尔、弗兰克·古德诺，尤其主张在政治结构和功能之间做更为清晰的分析与区分，努力使经验政治学从以往认为在二者之间具有种种必然关系的假定中解放出来。威尔逊和古德诺明确地排斥政治和行政之间的三分区别，而赞成二分的区别。……这些政治学者们，都拒绝形式主义——不论是法律的还是意识形态的，而支持对事实——实际的运作、执行和行动等进行研究。”

1887 年，威尔逊发表《行政研究》（the study of administration）一文，明确阐述了他对于发展美国政治学的基本见解。他说：“根据现代世界上一些主要国家的宪政史来看，可以说在当前发展程度最高的政治体制中，政府经历过三个发展时期，其他所有的政治体制也会如此。其中，第一个时期是绝对统治者时期，行政系统适应于绝对统治；第二个时期是制定宪章以废除绝对统治者并代之以民众控制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行政管理被忽略了，因为人们更加关切制宪和废除绝对统治这样的一些目标；第三个时期是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在赋予他们权力的新宪法的保障下，从事发展行政管理工作的时期。”我们已经到达了第三个时期。在前一个时期，人民与专制权力斗争，为自己赢得了宪法。现在，他们必须发展行政管理以与宪法相适应。但是，我们还没有为此而进行准备。——这是他呼吁美国亟需开展行政研究的出发点。而他认为行政学并不是美国人也不是英国人的创造。英国人“致力于控制政府而不是加强政府，更为关心的是如何使政府公正、温和而不是使它简捷、有序和高效。英国和美国的政治史不是行政管理的发展史，而是立法监督的历史——不是政府组织的进步史，而是制定法律和政治评论的历史”。相反，“它是由法国和德国的教授们发展起来的”，“其各个组成部分是与一个组织严密的国家的需要相适应的，并且是为了适应高度集权的政府形式而建立起来的”。那么，是否意味着美国也应该走法国与德国的政治道路呢？威尔逊的回答则是：“所有明智的选择都会是拥护英国和美国的政治道路，而不是任何欧洲国家的道路。我们不会去经历普鲁士的历史而为了获得普鲁士的行政管理技术；而且普鲁士特殊的行政管理制度会令我们窒息。与其卑躬屈膝和循规蹈矩，还不如未经训练和自由自在。然而不可否认尚有更好的情况，那就是既具有自由精神而同时又精通管理实践。”这就引出了他对于政治与行政两分的论述。他认为“行政管理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虽然政治决定了行政管理的任务，但却没有必要去操纵行政管理机构”。这同样也适用于“宪法问题”和行政管理问题之间的区别。通过对行政和政治的区分，他认为在行政学领域中使用比较方法是可靠的，“当我们研究法国和德国的行政制度时，由于我们明知自己不是在探求‘政治’原理，因而当法国或德国人向我们解释其行政实践时，我们不必在意他们就宪法和政治方面的理由所做的撒胡椒面式的解释。……只要把研究行政管理作为推进我们的政治便于实践的一种手段，作为使面向所有人的民主政治在行政管理上也能够照顾到每一个人的一种手段，那么我们就会处于十分安全的基础上，而且就能够学习外国制度必定会教给我们的东西而不犯错误。”他明确地表示：“为了适应我们的目的，对法、德的行政学必须进行改造，使之适合一个复杂多样而不是单一集中的国家，而且适合于权力高度分散的政府形式。如果我们要应用这门学问，我们就必须使之美国化，不是在形式上或仅仅从语言上，而是必须在思想、原则和目标方面从根本上加以美国化。它必须从内心深处认识我们的制度；必须把官僚主义的热病从其血管中加以排除；必须多多吸入美国的自由空气。”

威尔逊的上述观点是他写作《国家》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们理解该书要旨的关键。《国家》出版于1889年，正文长达656页。作为政治学的教科书，威尔逊觉得有必要在序言里对该书的编写体例和论述范围略加提示。

首先，他断言此前不存在与该书有着同样目的和范围的教科书。他本想简洁易懂地叙述近代的政治机关，自由地讨论政治的一般原则和各种制度的异同，但考虑到缺乏相应的参考资料，不得不用很大篇幅去陈述具体的历史和事实，这就使得本书的篇幅过大。为了突出该书的宗旨，他将正文中作为论述事实和细节的大量例证和说明用小活字的方式处理，这样便于教师在课堂教学时容易把握文本的连续性而不至于受到细枝末节的影响。不过，这些小活字的段落和那些脚注一样，都是与文本主体难以分割的组成部分。在论述历史的部分，限于篇幅和范围，不能尽悉其原委曲折，因此还有赖于教师在讲授之际加以补充。

其次，他概要指出该书选择论述的几种类型政府。他说，在研究现代政治之前，必须了解不同类型的古代国家政体。法国的政府是中央集权制的一种很好的例子，英国是中央集权制的又一种例子；德国是联邦帝国，瑞士是一种联邦共和国，美国则是另一种联邦共和国；奥匈是欧洲独有的迄今存在的双头君主制，而瑞典—挪威则是这种双头君主制于晚近和平解体的唯一例子。俄国无疑也是欧洲政治的一分子，也应该有一章予以论析，但是不能因此而加大该书的篇幅了。事实上，即使是两册这本书的规模也几乎不能容纳更多的章节来论述欧洲各种行政的和立宪的组织制度。

再次，他谈到该书的研究方法。他希望这本书因为具有比较政治学的趣味而能为政治学教师所接受。他说，比较政治学最近几年在英语国家里大受鼓励，在美国各大学竞相热衷于政治学研究之际，比较政治学进入教学的门户可谓是及时的。因为只有那些了解他国的各种制度和普遍制度史要领的人才能理解和欣赏美国的制度。而且，运用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可以获得关于制度的明确的知识见解。由于制度中广泛的相似性和政治中相同的方法——这种在结构与过程中的一致性是制度研究初学者难以发现的——的显现，推翻了许多将一国的制度视为独特的、完美的独断之论。因此，注意到各种制度的一致性，那么其间之差异就容易被发现，于是其国民性格和历史不同的原因也就容易被揭示出来。差异多表现为国民的特性异质，其相似之处则显示各国共同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基于便利的普通原则或模仿的道理。因此，可以断言研究政治学的方法只限于比较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这是无可争辩的。

最后，威尔逊表示这本书对近代政治的论述主要是依赖德国埃尔兰根大学教授海因斯·马卡德森（heinrich marquardsen）新近编辑出版的《现代公法手册》（handbuch des oeffentlichen rechts der gegenwart）。

序言虽然简短，但是扼要交代了《国家》这本教科书的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内容体例和研究方法，以及主要参考资料。其目的是要从欧美各主要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中寻找政治的普遍法则和行政原理，所使用的研究方法则是比较的和历史的方法。对照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一文中的基本观点，可以说《国家》这本书在相当程度上是对这种观点的延伸与实践。

至于威尔逊的这种新政治学思想的来源，内田满强调其受英国政治学家巴吉浩特（walter bagehot）的影响。威尔逊曾以巴吉浩特的《英国宪制》（the english constitution，1867）为范本，撰写了《联邦议会政治》（congressional government），论及把美国的政治制度按英国的政治体系所提供的模式加以改革的必要。巴吉浩特的《英国宪制》同他的另一部名著《物理与政理》（physics and politics）一样，其主要特征是透过政治事实和现象，探讨实际运作的政治构造及其活动规则与运行方式。

与此同时，威尔逊也强调历史方法的重要性，这应该与他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研究所学习的经历有关。在亚当斯（herbert baxter adams）指导下，霍普金斯大学把德国国家学以及历史的方法作为其政治学的发展方向。亚当斯曾到海德堡大学、柏林大学留学，在伯伦知理（johann k.bluntschli）的指导下获得博士学位。故在创设初期的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会议室里所告示的正是强调政治学和历史学紧密关系的箴言：“历史是过去的政治，政治所表现出的是现在的历史。”（history is past political and political present history）。所以高田早苗曾盛赞威尔逊学兼英、法、德历史学派，可谓美国新学派之泰斗；其识见高迈、文章雄浑，不让于英国的巴吉浩特。1909 年威尔逊就任美国政治学会第六任会长（1909－1910），反映了威尔逊在美国“新政治学”界所具有的领导地位。

二、《国家》在日本的译介

将威尔逊的《国家》一书译介到日本的主要是高田早苗（1860－1938）。高田早苗早年在东京大学文学部学习政治学、经济学和文学，兼修历史。当时东大的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课程都是由美国人费诺罗萨（ernes

t francisco fenollosa）一人担任，讲授的内容主要为利伯（francis lieber）和乌尔希（theodore dwight woolsey）的政治学、边沁（jeremy bentham）的政治哲学、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经济原论，以及康德、黑格尔的哲学。1882 年7 月高田从东大毕业，随即参与创办和经营东京专门学校（1902 年改称早稻田大学），成为该校政治学的核心教员，活跃于政治学的前沿。



（高田早苗）

高田早苗在东京专门学校前十年左右的时间里，担任的教学科目甚多，作为课程讲义刊行的就有《英国行政法》《英国政典》《英国外交政略》《英国宪法史》《国会法》《政体论》《英国宪法》等，多为现学现卖英国学说。此外，他还著有《通信教授政治学》。这是高田最初的政治学著作，也具有英国政治学的特征。

1894 年，高田早苗就任东京专门学校出版部部长，组织刊行“早稻田丛书”，并继续担任教学工作。这时他开始关注美国的政治学，在英语政治科开设的课程“伯吉斯政治学”，主要介绍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创始人伯吉斯（j. w. burgess）的著作《政治学与比较宪法》（political science and comparative constitutional law），并将威尔逊的《国家》译成日文，书名取“国家学泛论”，作为政治科第一至第三年级的讲义录（明治二十六－二十八年）。接着又将该译本书名改为“政治泛论（一名沿革实用政治学）”，列为“早稻田丛书”第一系列（共10部）之首，于1895 年10 月刊行，由此拉开了“早稻田丛书”的出版序幕。到1909 年，“早稻田丛书”共出版了43 种译著。其中属于政治学的有15 种，按著者国别划分，英国5 种、法国2 种、德国1 种、美国7 种，明显偏重于英美政治学著作。

作为讲义录的《国家学泛论》可以说是全译本了，包括了原著的16 章内容，共1 220 页，只是没有见到序跋之类的文字。而列入“早稻田丛书”的《政治泛论》既有威尔逊的原序，又有高田早苗撰写的译者序，在同书的卷首还登载了据说是高田亲自执笔的《早稻田丛书出版趣旨》。其中，除了谈到以本国语言对各专门学科进行教学和翻译以接纳日新进步的西洋学问的重要意义，也表达了翻译的态度与标准：“本校要求翻译应极具准确性，且以平易明了为宗旨，所译之物是否合乎标准，不但该文之署名翻译者要对此承担责任，而且本校校方亦当甘负其责。”在译者序里，高田解释了选择威尔逊的《国家》进行翻译的目的与缘由:

《政治泛论》的著者wilson是美国有名的学士，尝著congressional government，痛论合众国政体之得失，遂声名久扬。长期在美国第一流大学johns hopkins教授政治学，其钻研磨炼的结果终使《政治泛论》得以问世。wilson学兼英、法、德学，属历史学派中人，但并未拘泥于此。他眼光敏锐，论评犀利，且其所见亦不失公平，实为美国新学派之泰斗。

余曾拜读wilson之congressional government，感觉其人即美国之bagehot，其见识之高迈、文章之雄浑多不亚于bagehot。前几年，友人家永丰吉自美国学成归来，示其所携之the state，余读之，益觉wilson绝非寻常之学者。遂据家永之书着手翻译，历经四载星霜，终于脱稿。

然余事《政治泛论》之译，非惟推服其人之学识，亦思弥补我邦政治学研究上之欠缺。我邦政治学研究虽日新月盛，而适当之教科书则寥若晨星，坊间所见亦不过bluntchli之《国家论》、rathgen之《政治学讲义》等数种。本来不惟我邦缺乏说明政治学概要之适当的教科书，即在英美德诸国亦不夥见。此书在外国既然都是屈指可数之珍本，无疑更应成为我邦政法学生之宝典。加之近来时势日新，政治之实际不可不与政治学理益加密切，当此之时，相信本书当为大方士君子座右不可或缺之要具。

……读此书者不仅可以学习政治学原理，亦能通晓各国制度，便于比较研究其得失利弊，此为其所以优于一般政治学教科书之一理由。

从以上所引序言的部分内容来看，亦可见高田早苗对威尔逊推许之高，其中还提到威尔逊的学术特征，并将其与英国的巴吉浩特相提并论，定位为“历史学派中人”和“美国新学派之泰斗”。

1895 年12 月，高田早苗致函威尔逊，威尔逊于次年4 月6 日回复高田，并依高田的愿望寄去其个人小传和照片。在1896 年11 月发行的《政治泛论》第三版卷首里所提示的“伍德鲁·威尔逊略传”和威尔逊的照片以及回信的影印件即由来于此。此后，两人虽有两三度书信往复，但终未谋面。直到1914年9月28日，当时已经是早稻田大学校长的高田早苗在其“欧美漫游”旅次中，终于有机会去白宫拜访了时任美国总统的威尔逊。

《政治泛论》从1895 年首次公刊到1916 年订正增补出版，其间重刊了十余版。各版的具体情况不能一一尽悉，不过值得提及的有1908 年刊行的“经世七大名著”本和1916 年刊行的订正增补本。

1908 年10 月20 日是早稻田创立二十五周年纪念庆典，作为一项纪念，校方特设专人对“早稻田丛书”已刊译作进行审议，并从中选定了可作为治世经典的7 种图书，经绵密细致的校订，冠以“经世七大名著”再刊。这七大名著是：1.《政治泛论》；2.《比较宪法论》（j. w. burgess著，高田早苗、吉田巳之助译）；3.《比较行政法》（frank j. goodnow著，浮田和民译）；4.《经济原论》（英国alfred marshall著，井上辰九郎译）；5.《财政学》（英国charles francis bastable著，井上辰九郎、高野岩三郎译）；6.《今世欧洲外交史》（法国antonin debidour著，酒井雄三郎译）；7.《国际法》（俄国georg friedrich von martens著，中村进午译）。其中前三种为政治法律类，著者分别是威尔逊、伯吉斯和古德诺，可见高田早苗对于美国政治学特别是威尔逊的《国家》一书的态度。高田早苗重新为该版《政治泛论》作了序，除了比以前的序稍为详细地介绍了威尔逊的学术和教学经历，还追述了他翻译《国家》和发行“早稻田丛书”的动机与贡献，进而提到再刊“经世七大名著”的目的：“当此早稻田大学创办二十五周年举办庆典之际，作为纪念，从早稻田丛书中精选七种永世不朽的名著，题以‘经世七大名著’刊行于世，自然不无其理由。想到近年的学术进步和学术趋向，虽不无可喜之处，如数年前的玄学浮夸之风渐止，曲学阿世之徒渐少，真挚笃实的学者也开始获得世人的认同，但是国民的普遍风气似乎还颇不健全，特别是政治界，与十多年前相比，其主义和思想甚至有退步的迹象。此时提供真挚的政治经济名著，作为与世间同具忧患之士共挽狂澜于将倾之策，实有其必要，相信并非徒劳之举。”

1916 年刊行的订正增补本是高田早苗在“欧美漫游”之际托付给同为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的大山郁夫来进行修订增补的。高田在为《订正增补政治泛论》一书所作的序中特别提到此事：当时，大山郁夫刚结束了从芝加哥大学到慕尼黑大学的四年留学生活，回到早稻田大学从事教学工作。他应高田所需，欣然答应对《政治泛论》作修订增补，遂对照原著的新版大加修订，而且还根据原著改版发行以后各国制度的变化和新的统计数据，并参考最近出版的书籍加以改定增补。因此，此版《政治泛论》与以前的版本相比，不仅纸页篇幅大为增加，而且记事内容和修辞也全然面目一新。在这版序言中，高田仍一如既往对威尔逊的学问人品和《国家》一书大加称道。称此书“涵盖政治学之整体，详于学理与实际，为得之不易之佳著”，“译成出版之际，为日本绝无仅有之此类著作”；“内容周密而深刻，论断明快，贯通政治学之整体，令人对政治学的学理和实际一目了然”。“其价值之所以如此之高，实赖博士于讲堂积累了多年经验，又于书斋中涉猎了无数文献，而且正值其思想成熟，倾心于思考国家政治之体用关系，加之对材料的取舍安排简繁得宜。这不仅在欧美众多政治书籍中是出色的，而且同类之作也属稀少，因此甚至连向以公法学者之渊薮而自豪的德意志帝国也将刊行其译作。”新版《政治泛论》被列为“新早稻田丛书”第1、2 编，因为篇幅增大，分为上下两卷（册）出版。大正六年（1917）3 月1 日再版，大正七年9 月25 日三版。至于之后是否还有新的版本，还有待调查。

纵观《政治泛论》一书在日本二十多年间的出版史，可见高田早苗对威尔逊《国家》一书的重视是超乎寻常的，这在日本同期的学术界也是相当特别的。其中的原因值得思考，至少有以下几个因素：第一、高田早苗在东京大学的受学经历确立了其与英美学术的渊源基础，而与德国国家学没有直接接触。第二、他毕业后加入的党派——改进党以及从事教学研究的工作单位——东京专门学校/早稻田大学都属于大隈重信的系统，深受英国学风影响。第三、高田早苗对巴吉浩特早有兴趣，而威尔逊的政治学研究则继承了巴吉浩特的学术方法与风格，但又兼及其他学派，这对高田无疑更具有吸引力。

三、《国家》原著及其日译本《政治汎論》在中国的译介

本节不对威尔逊其人及其论著与中文世界的接触交流史作全盘的论述，仅就其《国家》一书在清末民初的译介情况略加整理与比较。

目前就笔者所知，在清末民初时期直接或间接译述威尔逊《国家》的中文译本共有以下几种（据版权页抄录）:

政治汎论（美）域鲁威尔逊著，顺德麦鼎华译，上卷，光绪二十九年七月中浣上海广智书局第一次印行；下卷，光绪二十九年十月中浣上海广智书局第一次印行。

政治泛论政学丛书第二集第六编，【著者】美国学士威尔逊，【原译者】日本高田早苗，【重译者】商务印书馆，【校勘者】鄞县章起渭，【发行者】（上海）商务印书馆，光绪二十九年十月首版。

政治汎论【原译者】高田早苗，【重译者】宁县章起渭，【改订者】武进王倬，【发行者】（上海）商务印书馆，中华民国二年三月初版。

政群源流考美国韦尔生原著，吴县李维格、新会伍光建同译，光绪二十八年八月南洋公学译书院第一版。

政治源流谢卫楼译编，北通州协和书院印字馆镌，宣统二年。

以上5种译本，前3种是从高田早苗的日译本转译而来，其余2种应该是从英文本直接翻译过来的。

从时间上来看，南洋公学译书院的译本最早。南洋公学是1896年10 月由盛宣怀奏请在上海设立的一所新式学堂，1898年春筹建了译书院。译书院的早期出版物偏重于实用性的书籍，后来这一方针有所调整，在张元济担任译书院院长期间，他先后主持编译了英国保罗、伯德台合著的《中等格致读本》、法国包尔培与英国莫尔显合著的《格致读本》、美国韦尔生的《政群源流考》、英国琐米尔士的《万国通商史》、英国勃克鲁的《英国文明史》、日本松平康国的《美国宪法史》和下山宽一的《万国政治历史》等。这一调整与时局的变化当有密切关系。清廷于1901 年初诏令变法并于4 月成立督办政务处，朝臣及督抚于是试探着提出了一些改革政体的意见。1902 年秋，办理商务大臣盛宣怀谓日本、德国之政体可为效法，奏请多译其政法书籍。这大概就是译书院翻译《政群源流考》等政法书籍的主要背景。

目前所见之《政群源流考》共2 卷。卷一也即“第一章原治”，分42 节；卷二即“第二章希腊政体”，自43 节至159 节。卷二末尾注“卷三以下续出”，但是否有续出，尚不清楚。译者伍光建（1867—1943），广东新会人。1881 年考入北洋水师学堂，在总教习严复指导下，受过严格的中英文双语训练。1886 年毕业赴英留学，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军事，一年后转入伦敦大学，1891年回国任教于北洋水师学堂。1905 年起多次随清政府官员出使欧美日本考察政治和宪政。另一译者李维格的生平不详。仅从伍光建的教育学术背景来看，《政群源流考》无疑是从威尔逊的英文原著翻译而来。

从高田早苗的日译本转译而来的3种译本其实只是2种，因为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2 种版本都是同一个译者。麦鼎华的译本虽然没有标明是从高田的日译本重译过来的，但是只要比较一下两种译本的章节目录以及其中的汉字译语，就可以判定是从日译本迻译而来。关于该译本的由来当然要联系康梁维新立宪派的背景来看。康梁在戊戌政变后流亡到日本，不久康有为被迫离开日本，而梁启超则与其他康门弟子注重舆论宣传和输入西洋法政知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是其重要的舆论阵地和传播新知识的平台，而由维新派经营的广智书局也担当了介绍有关君主立宪思想知识的任务。在维新立宪派译印的政法类书籍中，除了威尔逊的《政治泛论》外，还有那特硁的《政治学》、市岛谦吉的《政治原论》、松平康国的《英国宪法史》、天野为之的《英国宪法论》、小野梓的《国宪泛论》、伯伦知理的《国家学纲领》、非立啡斯弥士的《英国制度沿革史》等，皆为广智书局鼓吹立宪的重要读物。译者麦鼎华，字公立，广东顺德人，麦孟华之三弟，早年游学于康有为门下。戊戌后逃亡日本，入日本大学法科攻读，毕业后回国，历任法官。1913 年康有为倦游归国，曾嘱麦鼎华与陈逊宜合编《不忍杂志》。所译著作还有《中等教育论理学》《埃及近世史》等。

在麦鼎华译本正式刊行前后，《新民丛报》上频繁出现该译书的出版广告。在光绪二十九年九月发行的40 /41 号合刊上，“绍介新书”栏目下有一文专门对翻译《政治泛论》的缘由和目的作了介绍，并罗列了各篇（即各章）的标题目录（与译本稍有文字不同）。文中写到，“国民建国之元气，莫急于政治思想，故政治学之要，尽人而知之矣。虽然，读政治学书有数难”，概言之，要么于事实过于简略，要么深奥抽象，要么浅薄，让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要么片面主观，昧于真理。“有此四难，故欲求一书适与吾中国今日学者之程度相应，使其读一过而于政治上之大理了然无复凝滞者，诚戛戛其难哉。若此者，惟威尔逊之政治泛论，可以当之矣。此书当十年前，上海时务报馆已译成过半，后以事中辍，而其译稿亦复散佚。更阅七八年，尚未得输入我祖国，实遗憾之极也。而至今日本出版之政治书，汗牛充栋，究无能出其右者（就适用于中国学界论）。”



（《政治汎論》 商务印书馆译本）

商务印书馆译本的初版版权页上标注“重译者”为商务印书馆，“校勘者”是“章起渭”，而1913年的版本则注明“重译者”是“章起渭”，对章的籍贯记载也前后不一，尽管如此，应该可以判定章起渭就是重译者。关于章的身份，还有待查考，仅知他还翻译过濑川秀雄的《西洋通史》和柴四郎的《埃及近世史》，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还参与译校了《新译日本法规大全》等。光绪二十九年的译本不知道具体译自高田译本的哪一个版本，但肯定不是列入“早稻田丛书”的初版本，因为商务印书馆的这个译本里不仅有“政治泛论序”，还有“威尔逊略传”，而“威尔逊略传”是在1896 年11 月发行的日译本《政治泛论》第三版里才出现的。商务的译本大概更多是出于商业利益的动机，不像维新立宪派那样主要基于其推动立宪的理念和目标。因为当时新政推行不久，科举改试策论、书院改设学堂等项变革措施不仅催生了射策市场对于新学的需求，也推动了学堂教科朝着培养政法理财人才的方向发展。当然，维新立宪派也并非不考虑商业利润。据张朋园研究，广智书局的经营方式第一为译书，介绍西方文化，第二为出版科考应试指南，以应士子之需，并以后者所得发展前项目标。

协和书院刊刻的译本出现最晚，但它却是美国传教士谢卫楼编译的，具有不同的意义。谢卫楼（devello zelotos sheffield，1841—1913）是美国公理会1869 年派遣来华的传教士。在华40 多年的传教生涯中，他先后担任过通州潞河中斋、潞河书院和华北协和书院（north china union college）的监督（校长）。在清末维新时期，尤其是1901年清廷宣布实行新政后，谢卫楼主张基督教应积极介入西学输入。他在1902年后相继出版了《理财学》《政治源流》《是非要义》和《心灵学》等4 部著作。这些著作是传教士在新的历史时期输入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在中国近代经济学、政治学、伦理学和心理学的草创时期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

1910 年刊印的《政治源流》是谢卫楼为潞河书院及华北协和书院学生所编的教材，正文开始处署“华北协和书院院长谢卫楼子荣著，通州管国全辅臣氏笔述，武清诸葛汝辑巨川校订”，目录页之前依次有谢卫楼于1910 年9 月15 日作的“preface”、管国全的中文“序”以及谢卫楼的中文“自序”。关于这本书和威尔逊的《国家》的关系，在署名谢卫楼的中文序中有这样的说明：“此书虽为自编，然多赖宾斯吞大学堂之总教习魏利森所备之政治学为导引，取精华而弃糟粕，删繁琐而补缺遗，复于推论数国政治之后，特续三章，详解政治之义理，法律之裨益。”而在谢卫楼写的英文序中则明确地说威尔逊的《国家》是他编这本书的主要信息来源，因此特别向威尔逊致意，并没有表达“取精华而弃糟粕，删繁琐而补缺遗”这样的意思。出现这样的差异，可能因为中文序未必是谢卫楼亲笔所写，而是由译述者管国全润饰的结果。通过文本对照，亦可知基本上就是译自威尔逊的《国家》一书，只有极少部分章节做了调整，最大的不同是在论述了欧美各国政治之后与最后作为“概论”（相当于结论）性质的几章之间，增加了两章专论中国政治，即第十八章“论中国之政治”和第十九章“论清国之政治”。前一章述中国政治的起源和唐虞至元明历代之政治，后一章则专论现实的清代政治，其结构形式完全是模仿威尔逊的《国家》。这样安排的用意其实是相当明显的，谢卫楼在其所作英文序中就说这样做的意义是为了同西方的政治制度提供一个比较的基础，有助于判断彼此的优劣。在他的中文序中也表示希望通过对西方政治制度和学说的介绍，使“中华政治法律之开幕，不至如不学无术者，经营筹划，损益参半，优劣相混矣”。可见他作这部书的目的仍是贯彻着他的传教思想，即“用夷变夏”，并且是想利用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之机。

以上各种译本，集中出现于清末新政期间，其时代背景大体相同，但是译者主体来源不同，译介出版的动机亦有差异。而从晚清时期中国新知识输入的渠道来看，恰好来华传教士、留日学生、留欧学生等三大群体皆参与其事。其中传教士渠道起源最早，历时最久，但到了甲午战争之后，其声势渐被留日学生所沟通的“东学”所遮盖，而以严复一枝独秀的留学欧美群体也难敌“东学”党之人多势众。由此看来，威尔逊的《国家》在中土的译介恰好可以成为比较讨论这三种渠道输入西学不同特点的难得案例。三者在内容选裁、译语创制和翻译策略等方面皆有较多不同之处。不过，具体译本的比较研究将留待以后。

结语

威尔逊的《国家》一书注重从历史与事实中考察政治制度，代表着当时在英美正在兴起的有别于传统法律形式主义和政治哲学的“新政治学”。其出发点正如他在《行政研究》中所清晰表达的那样，要在革命后所建立的宪政体制下，通过研究“活动着的政府”（government in action）来寻找行政的技术，以求提高行政效率。而在《国家》被高田早苗译介到日本时，其中所蕴含的背后动机并没有被强调。事实上，1880年代后的明治政府正是借助德奥的国家学来构筑其官僚政体，并学习国家学中具有行政学色彩的官房学技术，而这也正是威尔逊在《行政研究》中将其视为体用之“用”而提倡学习的对象之一。在某种意义上说，高田早苗之所以注重引介美国的“新政治学”，就是要与当时以东京帝国大学为中心的官立学院派政治学分庭抗礼，建构早稻田政治学朝向英美立宪主义的志向性，与此同时也带有借此反省与批判源自法国大革命传统的政治浪漫主义——从高田为不同版次的《政治泛论》所作的序言中我们可以体会到这些动机。

但是到了晚清的中国，译者的动机又有不同，有的为提倡君主立宪和政治改良制造舆论，有的出于追求商业利润，有的企图为基督教征服中国而进行思想同化。与日本相比，基于发展学术和从事学科建设的需要而进行翻译的动机，则明显薄弱。这些差异反映了近代中国西学来源的多元化与复杂性，因此在讨论近代中国的政治思想时，切勿一概而论，而不问其来源渠道和输入动机。同时也体现出近代中日两国学术与政治发展的不同步。当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后，其对西方政治学的译介，主要表现为一种学术学科建设行为，通过学校教育以传授专业知识，培养政治与行政人才。而在中国当时主要还是用于政治宣传和舆论鼓吹，为进行政体变革提供思想资源，少有人从学术学科方面考虑。

在阅读层面，也可以看到中国读者在阅读政治学书籍时的偏向性，一般比较注意其中有关民族建国与政体优劣方面的内容。如关于麦鼎华重译威尔逊《政治泛论》的新书介绍中说道：“窃尝论之，学政治者莫急于读历史，然今日西人所著之世界史，其适于吾东方人之用者已不多觏。何也，历史之通例，必以战争居其一大部分。今以我国人而读万里以外、千年以前之相斫书，有何意味，读时则掩卷欲卧，读毕时则掩卷茫然耳。然则吾侪之读泰西史亦惟观彼族所以组织国家之法，及其发达之次序而求其原因结果云尔，然于历史书中求其合此格者，则凤毛麟角矣。”又如孙宝瑄在读了伯吉斯的《政治学》后，称赞其“民族国家之说，足以破大同之说”，“使人各伸自由之权，与各自交通，互相争竞，以增各人智慧……其理甚精。”沈兆祎也从中看到建立民族国家的意义，“夫使一国之立，不定国家之形体而日侈然于大同之美谈，则无以自域，而国民之性质遂无所附，此义一过，其弊所极，将如印度之族自称为世界上人，至于亡国之惨反无所恫，然则所谓民族国家者，诚各国所以自立之规而故为高论者所当择也。”诸如此类的阅读感受，无疑是当时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在面对国家政治变革时的直接反应，作为本文的延伸课题，也是后续研究需要重点探讨的。

（本文原刊于《史林》2016年 第2期 ，注释略，图片均来自网络）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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